一个国际项目做出了亮眼的升学成绩，创办它的人却被解雇了。据他回忆，家长、老师和学生都很高兴他离开。讲这段经历的是一位教博弈论、曾在深圳中学创办国际项目的老师。他想解释：学校为什么会排斥一个看起来有利于教育的改革者？
一个国际项目做出了亮眼的升学成绩，创办它的人却被解雇了。据他回忆，家长、老师和学生都很高兴他离开。讲这段经历的是一位教博弈论、曾在深圳中学创办国际项目的老师。他想解释：学校为什么会排斥一个看起来有利于教育的改革者？
要理解这场改革为什么发生，先得看学校有没有做到它本来该做的事。讲者认为，多数学校没有完成教育的基本任务，有时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。他强调，说的是多数，不是所有学校。
学校首先应该让人能够阅读和表达。可在他的描述里，许多学生已经不习惯读整本书。大学教授只好让他们读短段落，或者看视频。学生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，持续吸收信息也就变得更困难。
学校还应该培养合作和思考能力。但排名让学生把学习看成零和竞争，也就是别人往前一步，自己就像吃了亏。这样的环境很难鼓励真正的合作。
最鲜明的例子是高考结束后的撕书场面。学生把书页抛向空中，庆祝终于解放了。讲者把这个场景看成一种反讽：教育原本应该让人喜欢学习，知道如何继续学习。结果，有些学生离开考场时最强烈的愿望，却是再也不要读书和考试。
发现学校没有实现教育目标，并不意味着把教学做好，就能得到支持。讲者说，自己在深圳中学的经历，正好让他吃了这个亏。
2008年，他看到准备出国的学生忙着背入学考试词汇，却很少真正读书和讨论。他于是引入小班讨论课，建立了有5000本英文书的图书馆。学生还要经营咖啡馆，在实际服务顾客的过程中学习合作。按他的回忆，项目后来取得了很好的升学成绩，他却被解雇了。
他把原因归结为误判了参与者的利益。他原以为学生想努力成为更好的人，家长想培养独立的孩子，老师想充分发挥教学热情。后来，他认为学生也在权衡付出，家长可能更重视控制孩子，许多老师则希望完成工作后照顾自己的生活。学校管理者优先考虑的，往往是让有影响力的家长满意。
这些人的影响力也不一样。在他分析的这场学校博弈里，家长付钱，也能制造压力，所以分量很重。老师负责执行规则，同样能决定学校怎样运转。学生人数最多，意愿却未必最有分量。
而他坚持公平，不管学生的父母是谁，都要求认真学习。这触动了有权势者的利益。他以为自己提供了更好的教育，对方感受到的却是失去了对规则的控制。
这些人为什么会把控制、面子和省事放在学习前面？讲者把原因追到社会环境。他用“上层结构”这个词，指人口、经济和政治等宏观条件，并认为这些条件会塑造学校里每个人的动力。
他提出，好教育需要3种社会状态：凝聚力、开放性和投入的劲头。凝聚力意味着不只关心自家孩子，也希望其他孩子有未来。开放性意味着愿意承认错误，再作改进。投入的劲头则不是单纯熬时间，而是认真把事情做好。
他以芬兰为例：当社会愿意共同投资下一代，就会吸引优秀的人当老师，给老师好的待遇和地位，也给他们自主权。老师感到受尊重，就更愿意投入教学。他还回忆，1980年代的中国学校，考试和压力更少，老师却更有责任感，学生也更愿意学。
在他的解释里，财富增长伴随不平等和腐败，会削弱这些动力。家长开始只求自己的孩子胜出，其他孩子成了竞争者。管理者一旦认错就可能被追责，于是不再承认问题，学校也失去改进的机会。认真工作又可能招来更多要求，躲着少做反而更省心。
家庭财富还会改变学习的回报。过去，教育是改善生活的重要出路；当父母能够直接提供房子和车，有些学生就不再那么想努力。学生冷淡下来，老师也更难保持教学热情。
这些动力汇到一起，会把学校变成什么样？讲者用中国的许多国际学校举例：各方都能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学习本身却可能被挤到一边。
在他的描述里，一些家长把教育当成显示身份的消费。他们容易看见漂亮的校舍和白人教师，却不一定了解课程和教学。家长还希望孩子拿高分、进好大学。老师希望工作不要太费力，管理者则希望维持家长关系。
把这些要求放在一起，学校就有动力做好外观和宣传，同时让高分变得容易。再用奖学金吸引少数优秀学生，把他们送进名校，学校就有了可以展示的升学成果。整体教学是否扎实，反而不必成为所有人共同追求的事。
讲者举了自己的评分经历。他给学生打80分，自认为已经很公平，学生还是投诉。后来，他只能改用通过或不通过的评分方式。在这样的规则下，学生不满意成绩可以投诉，不满意老师也可以要求更换。老师承受压力，人员不断流动，学校却仍能靠新的招生继续运转。
既然这些做法能满足各方利益，改革是不是就没有空间了？讲者的回答是否定的。他认为，各方利益重合的范围里，仍然可能存在不同的做法。改革要在这个范围内推动变化。
可以把它想成几个人各自能接受一片区域。只有这些区域重叠的地方，才容得下一套大家愿意参与的规则。这个重叠部分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小点，里面仍有移动的余地。改革者要先找到它，再把参与者从其中一个位置带到另一个位置。
讲者回头看自己的项目，承认当时想另造一个世界。他来制定规则，其他人只要照着做。他不断调整课程，也希望大家公开承认错误、一起改进。但在他看来有利于学习的安排，并不自动落在其他人愿意接受的范围里。
所以，他认为自己的问题不只是教学做得够不够好，而是没有先弄清楚，怎样的变化能让参与者继续留在这场游戏中。他把这个道理也用于政治改革：先找到利益的交集，再推动缓慢、渐进的调整。
要找到各方能接受的变化，还得弄清楚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利益？讲者进一步解释，一个人在学校里的选择，往往同时受学校之外的关系牵动。
比如，家长不只有父母这一种身份。在兄弟姐妹面前，家长可能想证明自己过得更好。孩子的成绩和学校，就成了亲属之间比较的工具。因此，选择名校未必只是为了孩子学到更多，也可能是为了在亲属圈里有面子。
到了同事关系里，目标又会变化。家长需要和同事相处，也可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与同事的孩子成为朋友。孩子即使很成功，如果成功的方式破坏了这层关系，家长仍可能感到不安。
讲者认为，这背后有一种很强的恐惧：被群体排斥。一方面，人想胜过身边的人；另一方面，又不能惹恼他们，以至于被赶出圈子。他据此解释，为什么有人不愿支持自己的改革。如果改革挑战了原有的习惯和价值观，支持者也可能承担被周围人排斥的风险。
学生同样如此。学习只是他们参与的一场游戏。他们还要维持友谊，得到父母认可。讲者甚至认为，对一些学生而言，讨父母喜欢能换来舒服的生活，交朋友也关系到未来。这两件事的优先级，都可能高于学习。
同时参与不同的游戏，也意味着人的行为不会固定不变。讲者认为，人会随着规则和参与者的变化调整自己，学校就是这种调整不断发生的地方。
一个孩子刚入学时，可能真的喜欢学习，也愿意提出新想法。但待久了，孩子会发现，认真求知未必得到最多奖励。和同学处好关系、拥有更多朋友，有时甚至帮别人作弊，反而更容易得到群体认可。为了适应环境，孩子就会改变做法。
这种变化不只发生在学校里。幼儿园里的相处方式，到了高中未必管用；高中里的做法，进入社会后又可能需要调整。因为每次进入新环境，面对的人变了，别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变了。讲者把这种适应看成人具有韧性的一面，但它也意味着，人的行为会受到所处规则的塑造。
因此，他建议学生回想自己在学校里的选择，看看当时是在回应什么奖励，又是在躲开什么后果。分析一个人的行为，要弄清楚这个人以为自己正在参与哪场游戏，以及那场游戏究竟奖励什么。
回到那位做出升学成绩却被解雇的老师，讲者给出的解释是：教育成果和各方愿意接受的规则，并不总是一回事。理解学校为什么这样运转，要看谁有影响力、各自在追求什么。改革也得从这些利益能够交汇的地方开始。